《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英] 馬克·霍布斯鮑姆著，谷曉陽、李曈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中信出版集團引進出版的這本《人類大瘟疫》儼然成了“應景之作”。實際情況當然并非如此，2019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已經(jīng)出版了本書的英文版。感謝谷曉陽與李曈兩位譯者的辛勤努力，讓中國的讀者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就看到作者馬克·霍尼斯鮑姆的大作。

西班牙大流感

就像本書的副標題（“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所歸納的那樣，馬克·霍尼斯鮑姆這位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的高級講師以一起足夠驚悚的“鯊魚咬人事件”（發(fā)生在1916年7月1日，美國的新澤西州澤西島）作為引子，向讀者展示了二十世紀初期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震驚全世界的幾次疾病大流行：1918-1919年大爆發(fā)的“西班牙大流感”、1924年的洛杉磯鼠疫、1930年的“鸚鵡熱”、1976年的“軍團病”、1980年在美國神秘出現(xiàn)的“艾滋病”、2003年的SARS、2013年的“埃博拉”出血熱以及稍后在巴西肆虐的“寨卡”病毒……其中發(fā)生在本世紀的幾次，在許多讀者的腦海中尚是鮮活的記憶，而余下的一些，已然成為有些久遠的歷史——以至于今天的人們無法切身體驗到當時的恐慌。比如，“西班牙大流感”最后造成了五千萬人死亡，是歷時四年（1914-1918）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死亡人數(shù)的五倍，更占到了當時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死亡數(shù)字如果按照這個比例放大的話，竟相當于今天的兩億四千萬人，跟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度尼西亞）的總?cè)丝谙鄨　?/p>

如果只是回顧人類近百年歷史上瘟疫所造成的災難的話，本書的畫風，大概就會變得與中世紀歐洲編年史作者對十四世紀中期可怕的“黑死病”的描述沒什么兩樣——“人們聚在一起聊天，疾病通過呼吸在他們中蔓延……似乎受害者在一瞬間就被擊倒了，立刻衰弱下去……患者出現(xiàn)咳血，在接下來的三天里不停嘔吐，無藥可醫(yī)，然后死去……”

好在，曾在《柳葉刀》這樣的權(quán)威專業(yè)醫(yī)學刊物上發(fā)表過多篇學術(shù)書評與論文的馬克·霍尼斯鮑姆先生見識遠高于此。他將本書的主要篇幅用來描述人類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致命疾病。這一探究過程，較之推理小說更加真實，又比偵探故事更講究科學證據(jù)。被稱為“藍死病”（這一名詞很容易讓人想起“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如此。作者首先為老實卻吃虧的西班牙人澄清了名譽——“之所以叫‘西班牙流感’，是因為面對這場正在蔓延的疾病，所有國家中只有西班牙沒有刪減疫情報告”。

今天的人們當然都知道，起源于美國的“西班牙流感”的病原體是一種病毒。但一個世紀之前的醫(yī)學界卻認為這種疾病是由“流感桿菌”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這一不幸誤解的恰恰是人類醫(yī)學在那些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功。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德國的羅伯特·科赫與法國的路易·巴斯德這兩位偉大的細菌生物學家，將一系列既往難以看到的細菌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人類之所以能夠降服，或者說至少控制住有著“十九世紀的流行病”之稱的霍亂，以及從古代延續(xù)而來的夢魘——鼠疫的傳播，正是因為霍亂弧菌與鼠疫桿菌在醫(yī)學界面前無所遁形的結(jié)果。

當時的醫(yī)學界，普遍遵照巴斯德的名言（“生命隱含于細菌，細菌蘊化著生命”），相信細菌在“西班牙流感”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畢竟，早在1892年，羅伯特·科赫的女婿理查德·普法伊費爾就宣布自己業(yè)已找到了流感的罪魁禍首——一種被稱為“流感桿菌”的“微小革蘭氏陰形細菌”。這種“流感桿菌”的疫苗很快被制作出來，發(fā)放給了美國軍隊與美國鋼鐵公司的二十七萬五千名雇員。結(jié)果當然是可以預料的——“沒有證據(jù)表明這些粗制的疫苗和血清對流感起到了任何作用”。事實上，流感是可以通過陶瓷過濾器濾孔的病毒（而細菌無法通過）感染引起的，所謂的“流感桿菌”只是一種合并感染的病原菌?？上н@一點得到醫(yī)學界公認已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彼時的流感病毒早已“成長為迅猛且無差別的殺人猛獸”，在“西班牙大流感”中奪去了無數(shù)人的性命，并逐漸退化為一種周期性的季節(jié)疾病了。

長期被誤認為“零號病人”的杜拉斯

相比之下，作者在書中所描述的揭開艾滋病傳播謎團的故事，更給人一種“抽絲剝繭”的強烈印象。1980年12月，一個名叫邁克爾的患者被送進了洛杉磯的醫(yī)院。當時的醫(yī)生回憶，“他身上縈繞著一種免疫缺陷的氣息”。這當然是準確的直覺。今天的讀者應該都知道，“艾滋?。ˋIDS）”其實就是“獲得性免疫缺乏綜合征”的簡稱，罪魁禍首同樣是一種“逆轉(zhuǎn)錄病毒”（HIV）。但一開始，病因卻“完全無人知曉”。起初，公眾將艾滋病的流行歸咎于“縱情聲色”的生活方式，稱其為“同性戀瘟疫”。一位名叫杜拉斯的法裔加拿大空乘也隨之成為“零號病人”——“傳給我們艾滋病的那個男人”，因為“他頻繁前往法國，或許還去過非洲——那個長期被疑為瘟疫之地的大陸”。直到2016年，杜加斯身上的“黑鍋”才被徹底證明是冤枉的，因為科學家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儲存血液里發(fā)現(xiàn)了艾滋病病毒的抗體。

但人們對杜拉斯的另一個懷疑卻得到了“證實”，通過篩查血清，科學家逐漸發(fā)現(xiàn)，艾滋病的確是起源于非洲。“這不僅是因為兩個最古老的HIV分離株都來自金沙薩（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還因為它在非洲的多樣性遠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類的艾滋病病毒由猴免疫缺陷病毒（SIV）演變而來。對于它如何從猿擴散到人身上。作者也給出了解釋，非洲中部的獵人熱衷對中部黑猩猩的狩獵，在此過程中，猿猴身上的病毒很容易傳染給人。對非洲土著獵人的血清學檢測發(fā)現(xiàn)，許多人的血液里都有SIV抗體。在某一個時間，SIV進化成為AIDS，于是一場悲劇降臨人間……

實際上，無論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抑或是1980年的“艾滋病”，它們對于當時的人類社會而言都是一種陌生的疾病。作者在書中也記述了在恐懼下應運而生的種種陰謀論。比如，1976年費城爆發(fā)“軍團病”時，有人懷疑是一次毒氣甚至是化學武器攻擊。而當艾滋病出現(xiàn)時，“病毒是五角大樓、制藥巨頭和中央情報局合謀在生物武器實驗室中制造出來”的留言也不脛而走……科學家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發(fā)現(xiàn)了艾滋病的病原體并研發(fā)出相應的檢測手段，花了五個月時間才證明軍團病是由空調(diào)水系統(tǒng)里的“軍團菌”引起的。相比之下，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被醫(yī)學界識別出來，并確定為疫情的元兇，為什么依然成為一場世界衛(wèi)生組織所宣布的“大流行病”呢？

其實，本書在記述SARS的章節(jié)里早就明白無誤地預言——“真正的全球威脅并不是SARS病毒，而是一種具有全新抗原性變異、高致病性、高傳播性的流感病毒”。但有些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就像本書記述的那樣，1918年時，當“西班牙流感”侵襲芝加哥時，專家們建議市民們“在打噴嚏的時候掩住口鼻”，“因此在流感肆虐的地區(qū)，一個明顯的表現(xiàn)便是警察與有軌電車乘務員都戴上了紗布口罩。這種趨勢很快風行起來……”可是到了2020年，卻有那么多的歐洲、美洲國家的領導人與民眾，在早期堅決抵制戴上口罩——這樣一個簡單的預防措施。

從本書的敘述看，早已有人對此表現(xiàn)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洞察力。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流行病專家羅伊·安德森在對SARS進行事后盤點時就指出，家庭隔離與大規(guī)模隔離檢疫，幫助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克服了疫情。但是，“這類公共衛(wèi)生措施在北美會遇到更大阻力，那里的人往往更愛訴諸法律，西歐也是類似……”。這仿佛就是對2020年以來歐美國家光怪陸離的抗疫表現(xiàn)（從鼓吹“群體免疫”到民眾上街反對隔離措施）的一個精準預言。更有甚者，即使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能夠及時問世，本書也用歷史經(jīng)驗告訴讀者未必就能萬事大吉。1976年，當美國政府準備應對“豬流感”的流行，打算“給美國的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種時”，美國民眾卻已經(jīng)不那么堅信科學權(quán)威的言論，“逐漸忘卻了在疫苗問世前，脊髓灰質(zhì)炎、麻疹和其他詩人衰弱的兒童期疾病肆虐的情形”，在可能會有一場1918年大流感那樣規(guī)模的流行病卷土重來的時候，“公眾的反映卻是不屑一顧”，“10月初，當接種活動開始后，冷漠變成了抵制……”用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名言形容這一局面實在是再貼切不過了：“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無論如何，面對大流行病，人類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仍舊只是科技。指望科技，至少比相信本書提到的那些美國保守派政客鼓吹的“上帝的懲罰”要靠譜得多。艾滋病就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距離艾滋病在1982年正式定名到今天還不到四十年，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公眾對它的態(tài)度已從漠不關(guān)心，到恐懼、再到認為它不過是又一種傳染病而已”。究其原因，按照本書里的描述，1981年，用來區(qū)分不同亞型T細胞（與人類免疫系統(tǒng)相關(guān)）的商用單克隆抗體技術(shù)面世。這年冬天，科學家就發(fā)現(xiàn)了那位艾滋病患者邁克爾的血液里幾乎沒有CD4細胞（T細胞的一個亞類，負責控制人體免疫系統(tǒng)），進而推測其癥狀是由免疫缺陷引起的。可以說，直到科學家掌握了這種能夠追蹤CD4細胞數(shù)量減少HIV感染的標志）的技術(shù)工具并且理解了“逆轉(zhuǎn)錄病毒”的特性之后，艾滋病的傳播方式才告真相大白。檢測和治療的方法也漸次成熟。目前“盡管尚無法根除人類免疫缺陷病毒，但已有一系列（抗逆轉(zhuǎn)錄病毒）藥物可以控制病情”——艾滋病不再意味著必死無疑。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交通網(wǎng)

盡管如此，就像書中引用的路易·巴斯德的話所說的那樣，“先生們，最終決定權(quán)在微生物手中”。作者早已意識到，“醫(yī)學即將征服傳染病”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狂妄口號。歷史上的霍亂傳播曾經(jīng)被形象地稱為“騎著駱駝旅行”，因此在很長時間里只是南亞次大陸的地方病。而現(xiàn)代技術(shù)尤其是交通工具的進步，讓“天平向有利于微生物的方向傾斜”。作者仍舊以艾滋病為例說明了這一點。在前殖民時代，由于缺乏槍支，人類很難捕捉到在林間穿梭的猿猴，即便偶爾成功捕獲了黑猩猩，最糟糕的結(jié)果也不過是不幸感染上了HIV病毒并在十年后喪命。這種疾病也很難從熱帶雨林里的偏遠村子向外傳播。但歐洲人帶著近代文明來到“黑暗大陸”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1892年，剛果河上的蒸汽航運開通了，六年之后，剛果的第一條鐵路開通了。在這個時期，就像凡爾納在小說里所寫的那樣，環(huán)游地球也只需要八十天而已。到了下個世紀，剛果通往比利時的國際航班開通，鐵路和公路更是從西非沿海深入了剛果的腹地——艾滋病的發(fā)源地。通過卡車司機和商務旅客，艾滋病走出了中非叢林，又通過輪船和飛機傳播到了全世界……

作者因此在本書里提出了警告，“在擁有國際航班的今天，一種新病毒可以在72小時內(nèi)到達地球上的任何國家。不是微生物自己完成了這項創(chuàng)舉，而是我們?nèi)祟惖募夹g(shù)替他們完成的”。也正是由于這一點，國際航空業(yè)在2020年的疫情中受到了特別重大的打擊——能與之相提并論的恐怕只有旅游業(y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書將近結(jié)尾時的一段話：“回顧過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將來一定會出現(xiàn)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瘟疫或許無法預測，但我們應該知道它們一定會再次來襲。”

看到這段話時，讀者又會意識到，這又是一個業(yè)已驗證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