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就給大家?guī)砗槲浒四赕?zhèn)物案與九年空印案有什么關(guān)系?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洪武八年爆發(fā)“鎮(zhèn)物案”，造成修建中都鳳陽的數(shù)千工匠被殺;洪武九年就爆發(fā)了“空印案”(當然，空印案爆發(fā)還有洪武八年和洪武十七年兩者說法)。那么，這兩種案件爆發(fā)有沒有關(guān)系呢?

再加上，“鎮(zhèn)物案”爆發(fā)是由李善長告發(fā)，薛祥又指責李善長：太師這樣做，有損陽壽和子孫后代呀。因此，我認為兩案之間有一定聯(lián)系。

“鎮(zhèn)物案”和“空印案”之間的聯(lián)系猜想

鳳陽確實不適合建都，當時天下文臣幾乎都反對，其中劉伯溫反對最為激烈。這件案子中，最為值得懷疑的是“鎮(zhèn)物”是工匠們的單純所為嗎?他們有那么大的膽子嗎?即使對朱元璋痛恨之極，工匠們有必要以身犯險嗎?

我想無論如何，這里面不是工匠們所為，帶頭人必然是某些官員甚至高級官員，工匠們只不過是執(zhí)行者，而這些官員是誰呢?

其一：元朝降臣，這些人對于朱元璋的出身一直不滿意。元順帝北逃之時，身邊跟許多儒家子弟、漢族官員，這些人都是心恨“農(nóng)民起義”的人。而留在“中原”的人難道就沒有了嗎?

其二：反元起義中各種反對朱元璋的勢力。

劉伯溫廟遺址

其三：在鳳陽建都的官員傷害鳳陽籍官員的利益。鳳陽地區(qū)的官員是朱元璋建國基礎(chǔ)，他們的“土地兼并”對象必然也是鳳陽!如果鳳陽建都，對于他們自身的物質(zhì)利益?zhèn)μ貏e大。

對元朝降臣及其他們的影響是朱元璋一直不放心的地方

朱元璋在立國后所采用的治國政策。一方面是沿襲了元朝的一些政策例如戶籍制度照搬元朝，民戶、軍戶、灶戶等等，世襲制;一方面又對元朝的重商政策、海外貿(mào)易等改為重農(nóng)政策和“官方海外貿(mào)易的朝貢體系、民間禁止海外貿(mào)易”。

再加上其“嚴刑峻法”政策，使得元朝的既得利益者非常不滿。這其中，“元朝降臣”就是重要一點，因此，朱元璋對于他們早有不滿。

明朝建國初年，因為治國經(jīng)驗原因又不得不接著用這批人。因此，朱元璋的心中是懷著嚴重懷疑的。

請看這條上諭：1369年4月6日(洪武二年二月甲午、廿九)，朱元璋上諭群臣曰：

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輙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于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

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茍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廿九

在朱元璋心中，在元朝做官的的這些人很多甚至大部分都是天生的“貪腐官員”“懶政官員”，再加上對他們的恨。

從朱元璋命人修的《元史》我們可以看出，自從元朝后期，元朝的大部分官員都已經(jīng)是漢人，畢竟蒙古人人少而且文化素質(zhì)不高，在這種情況下，治理元朝必須要依靠漢人。

所以，元朝中后期進行了13次科舉考試，重用了大批漢族官員。而這些人少部分跟隨元順帝北逃，大部分留在了中原。

空印案主要是朱元璋“鏟除”元朝降臣的手段

在“空印案”中省部級高官當中，至少有兩人沒有受到牽連。一個是“中都罷建”當中保護了許多石匠、鐵匠、部分木匠的潘祥，他是反元斗爭當中“海盜”或者是“海外貿(mào)易”的代表;

一個就是元朝降臣中的代表安然。雖然，安然并沒有被消滅，但不代表千千萬萬元朝降臣、受元朝影響的沒有辦法被歷史記載的官員的命運。

要知道朱元璋治理國家不會是兒戲，他能夠選擇作為自己政權(quán)的知縣、知府、布政使等人，除了從自己的“反元隊伍”中挑選外，其主力只能是那些反元降臣以及在元朝科舉中獲得官吏身份的人中進行選擇。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經(jīng)過九年的發(fā)展，朱元璋認為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官員已經(jīng)可以替代這些人了。因此，才以“空印”為借口，想將元朝降臣、元朝成為官吏的基層、受元朝降臣影響的自己培養(yǎng)的部分官員進行清洗。

基本上，“空印案”是朱元璋以此為借口對官場的一種整頓，主要整頓對象就是原元朝降臣在地方上思想勢力。其次是消滅在反元起義中他的競爭對手的手下。

我們上面提到的兩位省長級官員即布政使，安然是元朝降臣，薛祥是反叛元朝的義軍，其實說白了也就是海盜，可巧也屬于朱元璋的敵人。

為什么說朱元璋的“空印案”是針對元朝降臣呢?

道理就在于，通過朱元璋經(jīng)過十年的治理(包括吳時期)，朱元璋認為(我的揣測)：在自身統(tǒng)治下的官員已經(jīng)能夠基本熟悉政務(wù)，同時，近幾年的科舉出來的官員也可以被己身帶動。

所以，以“空印案”這個并不太嚴重的問題(空印案你如果認為有腐敗問題就應該查腐敗，而不是查“空印”本身)，是對元朝降臣、己方受元朝降臣影響的官員的一次治理。

正是朱元璋認為：在自身統(tǒng)治下的官員已經(jīng)能夠基本熟悉政務(wù)，同時，近幾年科舉出來的官員也因被己身帶動而脫去了故元的陋習。

很遺憾地說，除去胡惟庸案、藍玉案兩大文武案件有著強大的“政治”因素外，郭恒案的爆發(fā)，顯示出朱元璋的這一想法完全錯誤的。

他自身培育出來的官員、科舉官員，同樣不符合他的吏治思想。

因此，他的“反腐思想”行不通。

他對自身過于高看，一個人永遠無法與階層對抗。

即使他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