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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10日，背負禁煙使命的林則徐到達廣州。

迎接欽差大臣蒞臨的不僅有當地的官員，還有一部分外商——那時候他們通常被中國人稱為“番鬼”。具體到各國，還有各種獨特的叫法，如英國人是“紅毛鬼”，美國人是“花旗鬼”，丹麥人是是“黃旗鬼”，葡萄牙人是“西洋鬼”，而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生的后代是“澳門鬼”等等。

這些“番鬼”中有個叫亨特的美國青年，他后來還幫林則徐翻譯過外國的報紙。他寫過兩本書，一本叫《廣州番鬼錄》，一本叫《舊中國雜記》，詳細描述了鴉片戰(zhàn)爭前“番鬼”們在廣州的生活情況。

▲威廉·C·亨特

那個時候，外國人想在中國居留，其難度不亞于中國男足獲得世界杯冠軍。亨特如果能穿越到現在，看到剛剛公布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他可能會驚訝的下巴脫落。

一、憋屈的番鬼

1757-1842年間，廣州一直都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政府規(guī)定，所有來廣州做生意的外國人，都必須住在廣州西南的郊區(qū)。因此，在那片劃定的狹長地帶，出現了很多外國人租賃的“商館”，也稱“洋行”。每個商館里，最多只能雇傭8名中國人作為仆役，擔任挑水、掃地、做飯等工作。

亨特回憶，他們一再被當地的官員提醒，“我們被容忍在這塊地方暫住，是由于天朝對遠來夷人的仁慈和憐憫”。因此，他們必須“聽話和服從”，“惶恐戰(zhàn)栗”，不可“冥頑不馴，以致干犯圣怒”。

這些外國人還不能一年到頭呆在商館里，他們在茶葉貿易季節(jié)結束之時，就必須離開廣州，乘船返回本國，或是至少撤往澳門。也就是說，他們不能留在廣州過冬。

平日里，他們一個月只能在固定的三天出來走動走動，其余的日子里必須老老實實的呆在商館里。而且他們在出門時，還必須要有一名通事跟著，予以監(jiān)視。

官府還規(guī)定，外國人不許攜帶他們的女人——也就是“番鬼婆”來廣州。因此，整個商館就像是寺廟。亨特曾經抱怨，“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即使你不愛聽也罷，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政府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享有的。對這一點，就如波斯人所說的，讓他們的神去懲罰他們吧!”

▲外國商館

天朝的規(guī)定可不是鬧著玩的，如果外國人敢出現在廣州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亨特的回憶，1837年，一個印度水手因為船舶失事，隨水流飄到福建海岸，被當地官府抓捕之后送往廣州。

廣州的官員認為這個印度水手罪大惡極，公然違反不容更改的法律，即“皇帝出于對外夷的體恤，限定廣州為唯一接待遠來番鬼的唯一口岸”。后來這個水手在很多外商的一再求情之下，被廣州的官員寬大處理，把他趕回了印度。

雖然中國政府對外國人的活動范圍作出種種嚴苛的規(guī)定，但是在農歷新年，還是給了外國人一點與中國人民同樂的機會。在珠江一條支流的河口，有一個叫做“花地”的花園，外國人可以去游玩，還可以在那里吃飯。屆時，很多去游玩的外國人和中國人會在一起賞花、放鞭炮、抽煙、說笑話、聚餐，大家在一起其樂融融，互相道恭喜發(fā)財。

中國政府除了在居留上嚴格限制外國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難以理解的規(guī)定。比如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中國人認為古典的讀寫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而夷人本質上并非人類，所以他們沒有權力學習偉大的中文。不但夷人不能學，中國人也不準教。

175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叫洪仁輝(James flint)的翻譯航行至天津，向那里的官員遞交了一份給中央政府的請愿書，申斥廣州海關監(jiān)督對外商的盤剝與壓迫。但是乾隆的關注點不在于這個英國人所反映的內容本身，而在于他居然會寫中文。況且，請愿書是上層官員的特權，夷人怎么可以擅自向朝廷申訴?于是，乾隆下令將洪仁輝流放，而他的中文教師劉亞匾則被處死。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嚴苛的規(guī)定——

外國人不能坐轎子;

外國人不能擅自前往城門呈遞稟帖;

外國人不能接觸中國官員;

······

二、天朝的恩賜

這種讓外國人透不過氣起來的管理規(guī)定，其實有著深層次的文化背景。

中國人自春秋時代就已經有夷夏之防的觀念，這種觀念建立在極強的文化意識之上，認為華夏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人的高等文化，而四周的游牧民族，比如夷狄，毫無文化可言，是野蠻人甚至與犬羊同類。自秦漢以后，這種夷夏之防的觀念，加上古老的天命觀與儒家的德化主義，逐漸形成中國人的天朝意向。

這種觀念歷經兩千多年，亙古不絕，根深蒂固。到了清朝時期，因為閉關鎖國，導致中國人由自信到驕傲，由驕傲到傲慢。當時的中國人，認為凡是處于中華文明教化之外的所有部族、民族和國家，都處于原始、野蠻的狀態(tài)，尤其是那些金發(fā)碧眼、鼻子老大、滿臉小雀斑的西方人，看起來就感覺怪怪的。

蘇州詩人陸嵩材就說英國人“白者乃真鬼，語音類禽鳥，脛長眠多毛，眼綠疾顧”。因此，他們在中國人眼里，基本上跟牲畜差不多。

例如兩江總督牛鑒曾說，“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p>

因為他們只是外形上像人，但本質上并不是真正的人類，所以他們在生理上有根本缺陷，比如， 詩人汪仲洋認為，“ 英夷之腿極長，青布纏裹，直立，不能超越騰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睜視”;學者俞正燮認為“中國人肺六葉，洋人四葉、心七竅，洋人四竅、洋人的肝在右邊、中國人的肝在左邊、中國人的睪丸有兩粒，外國人的睪丸有四顆?！?/p>

▲19世紀廣州十三行的茶葉商行

外國人有生理缺陷，他們要想維持生命，就只能靠中國的大黃、茶葉，否則就會因消化不良而死。例如林則徐在一份擬交英女王的文書中強調：“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p>

這就是為什么清政府會居高臨下的告訴外國人，我們允許你們來做生意，是因為大皇帝仁愛萬物，推恩外服，怕你們因為沒有大黃、茶葉而活不下去。所以你們必須要千恩萬謝，不能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比如想在中國長期居留。

一旦外國人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或行為，違反了天朝的禁制，那么天朝就會封鎖港口，停止貿易，以顯示天威，迫使外國人屈服。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位審核印度水手的官員所說，

“那些人，像老鼠一樣，到處無孔不入，總想私自潛入中華領土，最近不是企圖進入閩江嗎?如果不是我們雷鳴般的大炮給他個驚天動地、震撼五岳的齊射，他們就闖進中國來了。天子出于仁慈，把廣州開放給他們，他們卻不知足，這不是都有記載嗎?如果廣州把夷人全部趕走，他們幾年里喝不上茶，用不上大黃，那樣他們就會懂得大皇帝對他們的憐憫了?！?/p>

盡管有的中國人表面上對這些夷人客客氣氣，但骨子里還是對夷人充滿了蔑視。夷人自詡的良好教養(yǎng)，在中國人看來都是野蠻行為。根據亨特的記載，一個叫羅永的中國人在給他的一個親戚的信中這樣描寫“夷人”的飲食：

“番鬼”們坐在餐桌旁，吞食著一種流質(湯)，接著他們大嚼魚肉，這些魚肉都是生吃的，生的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后，桌子的各個角都放著一盤盤燒的半生不熟的肉;這些肉都泡在濃汁里，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的切下來，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才證實以前常聽人說的是對的——這些番鬼的脾氣兇殘是因為他們吃這種粗鄙原始的食物。

其實，人家吃的只不過是再正常不過的西餐。

三、打開的缺口

鴉片戰(zhàn)爭，那些野蠻人用堅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城下之盟。

《南京條約》第二款規(guī)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大英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領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p>

▲《南京條約》簽訂

這款規(guī)定意味著不但外國男人可以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居留，就連外國女人也可以。耆英知道道光帝肯定會火冒三丈，于是在奏折中長篇大論“夷婦”可以居留的理由，比如——況英夷重女輕男，夫制于婦，是俯順其情，及以暗柔其性。

不管你信還是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南京條約》還有個補充，《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即《虎門條約》。英國人利用清朝官員對國際法的無知，便施展種種騙術，玩弄文字游戲，榨取額外權力。

條約第六款規(guī)定，“廣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時來往，均不可妄到鄉(xiāng)間任意游行，更不可遠入內地貿易，中華地方官應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勢，議定界址，不許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候管事官與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約之后，方準上岸。倘有英人違背此條禁約，擅到內地遠游者，不論系何品級，即聽該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但該民人等不得擅自毆打傷害，致傷和好?！?/p>

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潰》里評價這款規(guī)定，

“按照國際慣例，清朝不開放的五口以外地區(qū)本屬內政，可以國內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將此項載入條約，卻又作了手腳：一是五口的開放范圍要由雙方“議定”，清朝無權作主;二是違禁英人的處治由英方決定。特別是“不得擅自毆打傷害”一段文字，使得這項原本由英方畫押的不準英人至內地游歷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證違禁英人不受傷害的承諾?！?/p>

《虎門條約》第七款則規(guī)定，“在萬年和約內言明，允準英人攜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準英人租賃;其租價必照五港口之現在所值高低為準，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英商不許強租。英國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間，或租屋若干所，通報地方官，轉報立案;惟房屋之增減，視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視乎貿易之衰旺，難以預定額數?！?/p>

1845年英國從《上海租界章程規(guī)定》中取得第一塊租界。由于外國人在租界享有治外法權，導致理應受中國政府管轄的上海居留地，變質為凌駕于中國主權之上的“國中之國”。此后，外國人源源不斷涌入中國，他們不但可以在中國居留，還可以享受不受中國法律束縛的特權和自由。

從廣州貿易對外國人嚴苛的人身限制，到口岸租界對外國人包庇的無法無天，這一切的轉變，還不到半個世紀，至今想來，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