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小編就給大家?guī)頌槭裁次簳x南北朝沒有強大的王朝出現?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公元184年(甲子年)，一場席卷大半個中央之國的動亂，猝不及防的將漢帝國拖入了彌留狀態(tài)。說猝不及防其實并不準確，即便沒有東漢哲學家王充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冷”的感悟，人類也應該有足夠的經驗意識到問題沒那么簡單。雖然更注重揣度人心的文人們總喜歡將一個王朝的覆滅，歸因于某個帝王將相的不作為或者亂作為。

充當最大背鍋俠的往往是王朝最后一個皇帝，運氣“好”的話還會有一位禍國紅顏幫他一起分擔。好在透過《三國演義》的普及，中國人大都對漢獻帝的悲劇人生抱以同情，這口鍋一般會落在漢靈帝身上。不過要是再深究的話，混亂的種子其實早在王朝伊始時就已經埋下。

盡管東漢王朝認為自己的權力源自于當年的高祖劉邦，但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東、西兩漢應該算兩個王朝。畢竟那位在當下被全新定義為改革家的王莽，對西漢王朝統(tǒng)治體系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劉秀實際是在一片廢墟之上重建新的王朝。換句話說，如果認定王朝伊始就埋下的混亂的種子，那么為此承擔責任的并不是劉邦而是劉秀。

人口和土地是支撐國家存在的兩大要素。對于一個農耕文明背景的帝國來說，能否有效運轉取決于它對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力，取決于能不能建立一套良性體系將更多的資源集中起來。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下，這種資源征收體系被稱之為“稅賦”。所謂“稅”本意指的是以農田為計算基礎所征收的農產品，這點從稅字的“禾”字旁便可看出;“賦”的本意則是以人口計算基礎征收的貨幣。最初是用來直接支付軍費，這點體現在賦字由“貝”、“武”二字所組成。

除了稅賦以外，對人力的直接征用也是農業(yè)帝國運行的基礎手段。這種手段被稱之為“役”。稅、賦、役這三種形式，能夠從土地和人口兩大基礎要素入手，最大限度的將一個國家的可利用資源集中起來。

最早系統(tǒng)性推行這套資源集中系統(tǒng)的是被“商鞅變法”改革過的秦國，秦國亦因此將中央之國帶入了帝國時代。如果以上述三種形式的征收對象來分類，并以“稅”字來作通用名的話，不管歷代王朝在名稱上如何變化，其實都可以將之歸類為“財產稅”和“人頭稅”兩種。其中賦、役都可以歸類為“人頭稅”，由于人頭稅的征服對象主要是成年男子，又被稱之為“丁稅”。

在人類改造自然手段不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人口是最大的資源。人頭稅是集權力產生的重要手段。從這個角度看，你也能夠理解為什么商鞅變法能夠幫助秦國在六國中脫穎而出，而這套換湯不換藥的帝國運行體系又為何能在中央之國運行了兩千多年。時至今日，除了部分國家還有國民參軍的義務以外，人頭稅幾乎已經從人類的生活中消失。這也是為什么在中文中，“稅”成為了政府征收資源的通用名，而“兵役”二字還留存于世的原因。

能夠從工商業(yè)活動中獲取足夠的稅收，以及工業(yè)力量讓人力不再成為最重要資源，是人頭稅幾近消亡的兩大原因。然而對于將“重農抑商”視為一種信仰的中央帝國來說，在能夠真切感受到世界已經被工商力改變之前，并沒有改變商鞅模式的動力。畢竟在自然經濟的背景下，這套模式的集權效率實在是太過強大，理解起來的難度也更低。

無論一套運行機制看起來有多少合理性，最高統(tǒng)治者都無法獨自去踐行這一切。這意味著不管什么模式的國家，金字塔式組織結構的出現都是必然。樂觀的看，人類之所以脫離氏族社會進入文明社會，正是引入了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讓分散的力量得以集約化;悲觀的看，無論你把這個國家的管理階層叫作統(tǒng)治階級、官僚還是資本，都無可避免的會形成利益集團。稅賦的壓力總是會自然的下沉到底層的被管理者。具體到中央帝國的情況，你發(fā)現為國家供血的主力，是那些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自耕農。

鑒于利益集團總能有更多的辦法，讓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讓自耕農掌握更多的土地，是帝國降低宏觀風險的根本辦法。也可以說，自耕農手中掌握的農田比例多少，決定著王朝的健康指數(放在當今社會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一般而言，受益于舊體系崩潰所帶來的洗牌效應以及人口的減少，王朝在初始階段都相對容易解決這個問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利益集團的形成，土地仍然會無可避免的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土地兼并還會導致人口的“消失”。所謂“消失”并不是真的消失，由于失去土地的自耕農并不能因此而減輕人頭稅的義務，藏匿和依附于大地主成為了普遍性選擇，而后者并沒有主動匯報這部分人口的動機。換而言之當一個王朝運行日久后，能夠為中央政府供血的土地和人口會越來越少。以兩漢的情況而言，這些資源更多都集中到了地方“豪強”手中。

沒有一個帝國的統(tǒng)治者愿意看到自己被架空?！斑w民實陵”是西漢王朝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之一。在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漢元帝之前，每一位皇帝在興建自己的陵墓時都會相應建制一個縣(史稱“陵縣”)，并在死后將大量地方豪強遷入關中的“陵縣”中。應該說，這種政策在技術上的確有一定效果。以西漢末年的情況而言，在關中的人口中陵縣能夠占到將近一半。

然而定期集中遷徙豪強，勢必會在地方上受到激烈反抗，尤其對于鄉(xiāng)土情節(jié)濃厚的中國人來說。公元前40年，這項推行了一個半世紀的政策宣告終結。又過了32年，當土地兼并問題已到了必須用再次洗牌方式解決的情況下，改革者王莽和他的“新朝”出現在這歷史舞臺上，而這場歷時14年的失敗試驗(新朝9年1月15日—23年10月6日)，亦成為了東、西兩漢的分水嶺。

盡管王莽過于理想化的托古改制幾乎得罪了社會各階層，但最終結束這場改革的主導力量還是那些擁有資源的地方豪強。作為東漢王朝的建立者，漢光武帝劉秀本身便是豪強的代表。誠然對于一個開國帝王來說，原始屬性并不一定會影響重新洗牌的決心。

大多數時候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無論是前朝留下的舊勢力還是政權建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勢力，只要有架空中央政權的可能都會被毫不留情的清洗。只是作為歷史上少有的“完人”帝王，劉秀并沒有像西漢那樣清洗新舊勢力以及壓制地方，丈量土地和要求豪強們交出隱匿人口成為增加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權宜手段。那些在改朝換代中坐大的地方豪強得以繼續(xù)在新時代延續(xù)他們的存在。

你很難說劉秀的做法是對還是錯，畢竟他能夠如此容易的建立政權，與地方豪強們的支持和西漢王朝的政治遺產有著重要關聯。如果王莽不是急于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王朝，而是以漢為名推行這場改革，那么在動亂之后已經病入膏肓的漢王朝將大概率成為過去式。假設劉秀一定也要堅持不破不立的開國方式，已經被新莽轉移走的矛盾焦點，將重新對準他和他試圖繼承的政治遺產上。

一旦劉秀做出了其它選擇，歷史將如何演變，是穿越小說家們感興趣的話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說，可以確定的有兩點：一是已經運行210年的西漢王朝，內部矛盾的確已經累積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二是東漢王朝對地方豪強的妥協(xié)，讓它只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就重新到了動亂的邊緣。而一旦潘多拉的魔盒打開，豪強階層整體更關心的將是對他們自己利益的保護。

之所以用“豪強”問題開篇，是因為這個階層的強大影響力不僅貫穿于三國時代，更在這個時代與官僚體系完美融合成 “門閥”階層。當豪強向門閥轉換之后，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無可避免的會趨向于固化整個管理體系，形成事實上的貴族政治。其跨越王朝的影響力，甚至穿透兩晉南北朝延續(xù)至唐朝初年。以至于在這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世中，等待下一個大一統(tǒng)帝國出現的時間是如此的漫長。

所謂“貴族政治”，指的由世襲貴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權。在以君主專制為代表的“中央集權”體制出現之前，貴族政治幾乎是人類邁入文明階段后所唯一采取的模式。至于具體的世襲貴族體系是如何完成內部循環(huán)、如何補充新鮮血液、通過什么方式選擇君主甚至改朝換代都不是重點。重點在于這是一個比君主和王朝還要持久的統(tǒng)治階層，以及這個階層對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力。

更大的問題在于，治理國家所需的官員同樣因為貴族階層的存在而出現世襲性，這種主要從世家大族中選取官員的方式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之為“世官制”。在中國歷史中，被官方定性為“奴隸社會”實則為“封建社會”的先秦時代，在官制上所實施的便是世官制。至于那些“封建時代”延續(xù)時間更長的國家，世官制殘余時間還要長得多。比如在英國議會充當上院的“貴族院”便是這一官制在當下的典型代表。

世官制的存在無疑會進一步削弱國家的集權力。當中央之國開始步入帝國時代，并有意識的抑制架空現象時，需要有一種新的官制推出。這一官制便是漢武帝時期開始推行的“察舉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qū)內考察、選取人才并推薦給上級或中央。這樣察舉出來的人才被稱之為“孝廉”，意為“孝順親長、廉能正直”，然后再經過考核任命官員。比如曹操便是公元174年，通過察舉制步入仕途。

然而“孝順親長、廉能正直”的要求缺乏一個量化的標準，察舉制本身也不夠制度化，使之還是無可避免的出現累世高官的近親繁殖現象。而這些累世為官者反過來又會成為地方豪強，比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隨著豪強與官僚體系在三國時代有機結合成帶貴族屬性的“門閥”，一種起至曹魏、通行于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新官制——九品中正制，在長達四百年的時間里成為了選擇人才的主流方式。雖然這一制度實施的初衷，是為了細化察選制察選規(guī)則，但在門閥的影響下還是無可奈何式的成為了世官制的變種。

門閥階層的形成對中國政治最大的影響，是從魏晉一直到隋朝都無法出現強大王朝。受此所累，“魏晉南北朝”時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知名的亂世。一直到科舉制度得以在隋唐第二帝國使用和推廣，讓權力中樞能夠系統(tǒng)性從社會底層遴選人才，中央帝國才算真正找到應對這種架空模式的突破口。

盡管這個突破口本身并無法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但卻可以避免土地為一個固定的利益集團所壟斷。由此帶來的一個政治現象是：當一個王朝的內部矛盾累積至必須釋放時，往往意味著自上而下的徹底洗牌。

當我們能夠從大歷史演化的層面審視三國時代的存在時，對這個時代的解讀也就賦予了新的意義。與其說觸發(fā)這個時代的是一群頭裹黃巾的農民，倒不如說是地方豪強們蓄積以久的力量借機得到爆發(fā)，并借助三國時代進化成能夠直接左右權力歸屬的“門閥”。至于魏、蜀、吳三國，乃至最后看似摘了果子的晉王朝，倒像是被豪強們選擇的對象。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三國時代無異于一場“豪強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