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宰相”是怎么演變的?下面知秀網小編為大家?guī)碓敿毜奈恼陆榻B。

先秦時期有相國、相邦等名稱，但它們跟丞相一職確有不同，據(jù)出土文物秦國東陵器物上刻著的金文：“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边@證明相國與丞相當是兩種不同的官職，而且是同時并存的，據(jù)歷史學家們的嚴謹考究，他們大膽推測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相國等于相邦，亦可簡稱“相”，地位高于丞相。

先秦建筑風格

秦國的第一個相國是樛游，后來秦武王增設左右丞相作為相邦的副手，此后相國與左右丞相同時并存。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保留了原來的左右丞相制，卻不再設立“相邦”一職。秦二世時，秦朝又加設了“中丞相”一職，此時左丞相、右丞相、中丞相同時存在。這符合歷代宰相職能不斷下移的規(guī)律，既可避免功臣位高權重，又可防止封無可封的尷尬局面，以維系皇帝的絕對權力。

漢承秦制，因老劉家的皇帝出身草莽，劉邦本人更是地痞流氓一個，其根本沒有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能力，故其崇尚“黃老”之學，以“無為”治國。但是，國無為而治卻不可不治。于是，西漢初，復設相國，同時丞相依然是相國的副手，直至諸呂被鏟除后，呂產成為最后一位正常任命下的相國，此后丞相即皇帝之下的最高權位，直至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改丞相為大司徒。自秦算起，丞相一職存在了三百多年。自哀帝至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這兩百余年間不設丞相，建安十三年曹操復設并自任丞相，但不久之后，曹操便被封為了魏王。

先秦貨幣

三國魏晉南北朝這三百七十年間，除蜀、東晉初年和北朝的較短時間外，不設丞相。此后的隋唐宋時期也基本不置丞相。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亦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的情況屬于統(tǒng)治機構對官制繁瑣而行政效率低下問題的調整，但只是再一次重復宰相職能下移的循環(huán)罷了。元朝于中書省置丞相的情況是為了滿足最高統(tǒng)治者及大部分貴族階層不精通漢文化的統(tǒng)治需要。明清是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巔峰，故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宰相。

那么為什么筆者在上文中要將“丞相”、“宰相”分開呢?筆者此處的“宰相”并非是稱呼、職位，而是指職能，在中國歷史上“丞相”或許具有“宰相”這一職能，但有時候“宰相”的職能并非落在“丞相”這一職位上，這種時期的“丞相”或成為榮譽的虛銜以嘉獎功高的老臣，或是遭到了不正常的攫取，例如董卓自立“相國”而奪取了原屬于“司徒”的“宰相”職能。

商鞅

那么，如前文所說，“宰相”的職能基本上是不斷下移的，也就是說，歷朝歷代承載“宰相”職能的具體官職也是不同的。究竟是如何不同呢?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宰相”的演變。

自秦始，中國開始了專制皇朝的歷史，如果說秦奠定了中國古代官制的基礎，那么漢則將這種基本官制發(fā)展完善。怎么算完善呢?

漢初，承秦制，三公分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掌外朝事的同時，具有出入禁中的權利，可與皇帝商討國家大事，具有議事權。御史大夫的辦公場所就在禁中，御史掌管文書，故御史大夫某種意義上可算中朝官之首。之后，御史大夫有了正式官署，搬到禁中之外，在存放文書的官署中間需要一種人負責傳遞信息，于是尚書、中尚書等秘書職位誕生了。漢武帝是位雄才偉略的帝王，他改變了漢初三公尤其丞相、太尉權力過重的情況，確立了中外朝制度，設立了中朝官。

為了方便大展宏圖，武帝舉用賢良文學之士，于本官外，另加侍中、給事中等職，讓他們出入禁庭，與聞大政。武帝還參用宦官為中書謁者，掌尚書之職。尚書本是“少府”的屬官，武帝使掌文書章奏，傳遞文書雖仍是其職權主體，但新增了保留兩府文書供皇帝取閱之責，部分有審閱評議文書之權，地位日漸重要。

曹操

昭帝時期，霍光以領尚書事身份輔政，帶動尚書職權的較大變化。代行皇帝權力，審批百官文書，以尚書向外朝官傳達指示、了解情況以及責問，“尚書令受丞相對”，權力有所擴大。

成帝“綏和改制”，以大司馬、大司空和丞相合稱“三公”，俱為宰相之職，三公開始平起平坐，置尚書五人，一人為仆射，四人分為四曹，這四曹是：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后來又加三公曹，是為尚書五曹，尚書機構完善并擴大了。

東漢建立以后，光武帝吸取了西漢后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的教訓，極力加強皇權，在官制上徹底落實了“三公鼎立制度”。后面的皇帝逐漸加重尚書的權力，擴大尚書的機構，以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tǒng)”。并以尚書仆射為其副，分六曹，六曹尚書連同令、仆二人，合稱“八座”。此時尚書已有龐大的組織，而且權力“則為優(yōu)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

劉邦

此時的三公掌握國事決策權力，尚書以集議制度提供參考，以三公為主的前提下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決議。二者并舉，皆為東漢中央最重要的行政機構。當然，東漢末，權臣篡位之前，罷三公，置丞相，篡位后又取消丞相，復置三公，以丞相一職作為上位的臺階的情況是例外。實際上不僅是東漢末年如此，此后歷代王朝末年的權臣篡位都需要經歷這一過程，逐步完成兩姓之間的權力交接，保證所謂“正統(tǒng)性”和新王朝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

尚書機構在東漢時稱臺，魏晉以來漸漸改稱省。魏晉時期，尚書臺已基本成為宰相機構，尚書臺長官已基本相當于宰相。尚書不僅作為近臣在宮中與皇帝議政，而且代替三公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各項決定，處理日常政務。

尚書在邁出向宰相機構進發(fā)的第一步時業(yè)已成為外朝官，新的中朝官及其機構也隨之發(fā)展成型，那就是“中書令”及“中書省”和“侍中”及“門下省”。

“中”即宮中、宮內。由漢武帝近臣身份發(fā)展而來，昭帝時期逐步定型。作為重大決策的參謀、“出入禁門腹心之臣”，多在宮廷內部理事，是皇帝個人的心腹謀臣。其組成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是大司馬、將軍、侍中、中常侍、諸吏、散騎等。其主要職權一為參謀與顧問，二為集議與提供方案，并無實際行政權力。

那么“中書令”和“侍中”后來何以成為“宰相”職權的承載者呢?

關鍵在于其掌握了“審閱評議文書之權”。倘若近臣或中朝官擁有了“審閱評議文書之權”，那么當王朝出現(xiàn)政治不穩(wěn)的情況，如幼主繼位、皇帝重疾無嗣等情況時，很容易催生出像霍光、曹爽這般的輔政大臣，其往往以外戚、宗室的身份領、錄尚書事，冠以大將軍或大司馬之銜，帶動“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等職的職權發(fā)生較大變化。

而這種變化的結果視輔政大臣的品質和素質而定，似霍光順利完成權力交接任務者畢竟少數(shù)，多數(shù)情況是統(tǒng)治階層內部以及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矛盾激化，要么佞臣當?shù)溃l(fā)農民起義或“清君側”，要么權臣野心膨脹，欲取而代之，成功者如司馬懿、司馬昭父子，失敗者如桓玄、宇文護。不管怎么說，這只是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周期性自我清洗，不算歷史循環(huán)論，因為每個時代每種情況的具體矛盾不盡相同，但總歸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fā)展，中書機構逐漸發(fā)展成“中書省”，“侍中寺”逐漸發(fā)展為“門下省”。到唐朝時，三省正式并立，其長官皆為“宰相”，原來的九卿成為閑職，而尚書省的六部上升為具體行政機構。這期間新的中朝體系再次形成，比如高宗、武周時期的“北門學士”和玄宗以后被稱為“內相”的“翰林學士”，再到后來的“樞密院”。

所以每個時代的“宰相”職能是落實在不同職位上的，有些名臣或許曾有過力挽狂瀾之舉，或許一度一下萬上、權傾朝野，但他卻算不得“宰相”。祝總斌先生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指出“宰相”的標準是具有議政權和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在中國古代的官制演變中，近臣往往侵占“宰相”的部分議政權，卻無“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真正的“宰相”亦可能在特殊時期，只有“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

總的來說，宰相機構和秘書機構都是不斷發(fā)展的，其職權在不斷完善。秘書、咨詢機構一開始只是由侍奉皇帝的近臣組成;后因其成員可出入禁中的便利性，開始負責文書的傳遞和保管工作;然后逐漸發(fā)展為顧問參謀，獲得部分議政權;秘書機構和咨詢機構逐漸壯大之后，就有了正式的官署和成員，職責開始分開，分別負責草詔和審核，并在制度上確定下來;當其聲望和地位得到普遍認可時，則進一步明確了品級，新的宰相機構就誕生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秘書、咨詢機構的發(fā)展過程，而原來的宰相機構則被廢除，原來的宰相成為尊寵的虛職。

宰相權力的不斷下移和分散，使得皇權逐漸集中，專制得以加強。當然，因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社會治理的復雜程度在提升，以上規(guī)律在宋元之后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但總的趨勢仍是如此。